入了一个新地方。阿斯加里于4月25日被检测出新冠病毒阳性。他晚上醒来时浑身是汗。当我们通话时，他听起来很虚弱，不停地咳嗽。他被安置在“负压”牢房中，这里可以防止被污染的空气感染其他被拘留者。这里没有淋浴，手机的使用也受到限制，只有一只大黑蜘蛛陪着他。不过至少他的氧气供应保持稳定。当阿斯加里在负压牢房时，一名法官建议拒绝了他的人身保护令，理由是阿斯加里已被感染，因此不再面临“被感染”的风险。
在退烧之后，他被安置在已确诊新冠病毒患者牢房中。疫情最终感染了近200名囚犯。阿斯加里这次是幸运的。但在他康复之后，面对肮脏和不合理的环境，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不满。所有的途径都失败了，他的妻子只好寻求伊朗外交部的帮助。
伊朗和美国曾在12月交换了一对囚犯，此后一直在商讨下一次交换。美国海军退伍军人迈克尔·怀特(Michael White)因涉嫌侮辱伊朗最高领导人阿里·哈梅内伊(Ali Khamenei)在伊朗被判处数年监禁，他将与佛罗里达州的整形外科医生马泰奥·泰里(Matteo Taerri)交换。泰里因将军民两用生物过滤器走私至伊朗而被美国政府判处违反制伊朗制裁规定。两国将以瑞士为中间人进行犯人交换。2020年春季，伊朗决定将阿斯加里作为交换的前提条件：只有在移民局将阿斯加里送返伊朗之后，他们才会履行自己的义务。
5月初，美国媒体泄露了双方交换的消息，有些文章提到了阿斯加里的名字。国土安全部代理副部长肯·库奇内利(Ken Cuccielli)向美联社宣称，美国从去年12月开始就一直试图将阿斯加里驱逐出境，但直到今年2月伊朗方面才确认其护照的有效性，而此时新冠疫情已经爆发，国际航行难以成行。
5月下旬，路易斯安那州一家法院最终决定批准了阿斯加里的人身保护令，并给了移民局两周时间进行保释。但是还没等到释放，在6月初的时候，经历了七个多月的移民局监禁，阿斯加里终于被驱逐出境了。6月4日阿斯加里从位于德黑兰以北山区塔勒根的乡间别墅给我打来了电话。他还没倒过时差，也没适应突如其来的自由，只是沉浸在食物的味道里。伊朗高级别官员接待了他，当地新闻媒体也纷纷要求他接受采访，媒体们显然渴望将他塑造成美国不公正行为的典型受害者。但阿斯加里拒绝了，不想将他的案子置于政治的聚光灯下。他坚持说他的故事只和一直支撑他到现在的那些人际关系有关。尽管如此，那些被监禁的回忆，尤其是在温恩和亚历山大悲惨遭遇，依然萦绕在他的心头。他难过的获悉，一位在温恩认识的看守死于新冠病毒感染。“他是一个温和的人，”他告诉我。“我从未见过他做出过什么攻击性行为。”
阿斯加里曾打算作为一名国际主义科学家重返伊朗，就如他离开伊朗时一样，只追求绝对的理性或最基本的原子。“我不喜欢被当作交换对象，”在温恩这个想法第一次出现时，阿斯加里就告诉过我。“我想在美国法官和陪审团面前在美国法院获得胜诉。因为我知道我没做错任何事情。”
附注
发表在2020年9月21日的《纽约客》(The New Yorker)杂志印刷版和网络版上，标题是“不做间谍”。
作者劳拉·赛克尔(Laura Secor)是美国《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的编辑，畅销书《天堂的孩子》(Children of Paradise)的作者。
原文链接：https://www.newyorker.com/magazine/2020/09/21/the-man-who-refused-to-s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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